嘉义市

故正是从这种智的直觉出发，他视中西哲学判然有别，体用殊绝。

如叶树勋所言，德是一个贯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概念(12)。老子作为一个哲学家，他的一大贡献在于，将道不断提升，使之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、最高的、最核心的概念，这样，从形式上看，道就必然高于德，优于德。

这样，玄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就获得了天然的合理性和权威性。因此，这不是上帝造人、盘古开天辟地式的凭借强大意志、强作用力才能完成的创生。既然无为是玄德的必然产物，那么，自然就是无为的必然产物。一物所得于道者以成其体者为德。(23)详参曹峰：《从自生到自为——〈恒先〉政治哲学探析》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：《古今论衡》第14期(2016年5月)，第113-128页。

道和德在生成论中分别担当着不同的角色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。严遵也有道德，天地之神明也。(62)他说：孔子及以下墨子、孟子等，皆曾周游列国，上说下教，对当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教育诸问题，思虑讨论，皆极实际、极具体，而又极复杂、极变化。

又，钱穆解释《宪问第十四》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言：本章重在‘下学两字。(93)故余英时称钱穆之学为宏观史学，见余英时：《犹记风吹水上麟：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，1991年，第43页。在此意义上，其以心学和史学两个维度来解释《论语》，亦可谓具一家之言的价值。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，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。

世不重名，则人尽趋利，更无顾虑矣。(55)钱穆：《本〈论语〉论孔学》，《孔子与论语》(钱穆先生全集本)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98页。

③④⑤⑥⑦⑨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、3、4、5、319、4页。陆王说心即理，则不须另要功夫。并直陈名亦孔门之大教，而这一讲法正是本于他对《春秋》的理解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惧此名而已。在上庄，斯在下者感以敬，此乃一礼之两面，亦即一德之所化。

(43)(44)钱穆：《中庸新义申释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73～75、76页。但应当指出的是，钱穆从史的视野观照《论语》，忽视了如何在一个平铺的历史序列中建立价值标准的问题，相应地他也未予孔子之道德精神和超越性境界以应有的关注。(91)(92)钱穆：《孔子与论语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15、219页。(51) 重学脉，则须通观历史，有一思想史、儒学史之视野。

人道必本于人心，因为人群社会之成立要以人之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基础。对此，他屡有述及，如：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，故孟子曰：仁也者，人也。

举一反三，推一合十，验之于当前之人事，证之以心理之同然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知之次也言：不知而作：此作字或解著作，然孔子时，尚无私家著作之风。

所谓‘博学，所谓‘一贯，所谓‘好古敏求，我们当从此等处着眼。故只提一礼字，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，都可综括无遗，且已并成一体。三是吸纳公羊学之相关论述，重视孔子所作《春秋》，一方面强调孔子之信而好古，一方面强调孔子之新创法度。他在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《先秦学术思想·第四讲》中都指出，《左传》之不被重视是被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之刘歆伪作说所迷惑，以至于胡适写《中国哲学史》也完全忽视《左传》。这样一来，人类生活的价值依归也就成了问题，心归何处就是难题。钱穆屡屡言孔子之学重人道，与此相应的便是孔子之学主历史经验，他解释《述而》第一章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

(42)钱穆：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76页。徐复观的责难以陆王心学为据正是提醒钱穆要注意此点。

……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。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心中，似乎把孔子个人抽离了全部中国史，乃至全部中国学术史，而仅把孔子悬空孤立似的，当作古代一哲人或思想家看。

(79)这场论争是当时的思想界大事，也可以说是熊十力一派与钱穆的直接交锋。归纳起来，钱穆对《论语》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层面：一是不言心性本体，而以人与人相与之人道、人人情感相通之人心言说儒家之仁学。

与希腊哲学相比，他们是冥想空论多过了实事求是。(16)钱穆：《中国文化特质》，《中国史学发微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128页。故其门人怀有隐之疑，(30)子贡发不可得闻之叹。这一开放与包容的思想史态度在当时恰恰是难能可贵的，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对礼教的批判，也不同于康有为、廖平对孔子的极度抬高，亦不同于当时的哲学史家对于孔子的定位。

一部《论语》，皆言下学。难怪他会认为孔子无五十学《易》之说也。

逆而推之，他所理解的孔子心学也自然没有本体之心的意义。(51)不过，钱穆后来在《双溪独语》中又改而遵从朱熹胜私去欲之说，个中曲折当另文详述。

若空言义理，而于孔子以下历史演进之实迹，皆忽而不求，昧而不知，此岂得为善读《论语》，善学孔子。但反过来说，不同意曾子为传道统者，并不意味着他否认曾子之学为孔门之学，他在解释《泰伯篇》曾子有疾……启予足，启予手时说：今按：《论语》言‘杀身成仁，孟子言‘舍生取义，曾子临终则曰‘吾知免夫，虽义各有当，而曾子此章，似乎气象未宏。

(61)(65)(66)钱穆：《孔子与春秋》，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商务印书馆，第310、310～315、316页。后世传闻有朱子晚年深悔未能改注此节留为后学病根之说，读朱《注》者不可不知。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，固非无据而来。故钱穆屡言生命则多情中国人生大道有五伦，皆本于情中国文化最重人情道由情来，日新又新，日进无疆，乃指德言，德亦主情。

(24)政治的本质是人心之感应，故他概括孔子论政治之精义为心为政治之枢机，他解释《为政》首章说：孔门论政主德化，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，人事一本于人心。(49)参见钱穆：《心与性情与好恶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87、95、98页。

(63)比如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便需要结合《左传》来理解，才能明晓孔子所抱持的文化理想与文化标准。注释： ①可参见钱穆《心与性情与好恶》一文中的叙述。

这一点，在他与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(45)此正是批评宋儒偏重心性内圣而轻视外王。